范仲淹，究竟到过岳阳吗？
小章
这个诘问与《岳阳楼记》的创作有关。中国的一些学人认为，范仲淹写《岳阳楼记》时在邓州为官，那时没有高铁、飞机，不是说接到朋友邀请，说去就去。于是，巴陵郡主滕宗谅随信寄去一幅洞庭湖、岳阳楼山水图，叫他依葫芦画瓢，“作文以记之”。当时也没期望范仲淹能够写出什么惊世之作，只是想借他“大宋第一写手”之名，提升一下洞庭湖边这栋临湖小木楼的名气罢了。哪知道，一文惊动天下人，并且惊响千年，成为中华散文之绝唱。后人对这篇文章赞不绝口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，甚至说，范仲淹没到过岳阳，《岳阳楼记》写得如此之美，要是来过岳阳，那该是何等华丽！于是，人们都认定：范仲淹没有到过岳阳。还是回到公元1046年9月那一天吧。河南邓州，州府小花园里，一位精神矍铄，双鬓斑白的老人，正和几位诗友在花园里赏菊吟诗。这时，幕府送来一封信，是同科进士滕宗谅的来信，邀请他给岳阳楼作记。两年前，滕宗谅因为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军费去向问题，“谪守巴陵郡”，日子过得不那么爽，需要“政绩”来帮衬他走出困境。“这事得帮帮”，范仲淹这么想。
捧着岳阳楼、洞庭湖山水图，范仲淹慢慢陷入沉思。耳边似乎响起洞庭湖奔腾汹涌的声音，眼前仿佛看到洞庭湖水天一色的宽广与壮阔。一种声势浩大的气浪包裹着他，一种情绪喷薄而出-----《岳阳楼记》诞生了。 范仲淹到过岳阳楼吗？如果没到过，为何能如此出色地描绘出洞庭山水和登楼的感受？《范文正公年谱》是这样记录范仲淹履历的，说他“少长北地”，中进士后，一直在全国各地做官，没有资料记录他到过洞庭湖，成年后没有记载他去过岳阳楼。我国四大淡水湖，范仲淹曾守苏州、饶州，他到过太湖、鄱阳湖，在两地都写过大湖的诗文，任京官和外放期间，也到过洪泽湖，唯独没有文字记载他去过洞庭湖。有学者对范仲淹的行踪和宦历作了详尽排查，绘成往返路线图，最后的结论是：范仲淹没到过洞庭湖。其实，至于范仲淹到底来没来过岳阳、来过洞庭湖，在他后来的诗文中，都隐隐有过交待。明道二年（1033年），他在《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》一诗中写到：“岳阳楼上月，清赏浩无边，”那是一种亲临其境的感觉。景祐元年（1034年），他写《新定感兴五首》，其中有一首写到：“去国三千里，风波岂不赊。回思洞庭险，无限胜长沙”，“回思”，是“现在回过去想”的意思，说明范仲淹在某一个时间点，确实到过洞庭湖。在《岳阳楼记》一文中，作者也明白交待“我到过岳阳”。“予观乎巴陵胜状”，这个“予”就是“我”的意思，“我看到岳阳的美景”，如果他没到过岳阳,这就是“妄言”，对于一个声名远播的大文豪，是不可取的。他什么时候来过岳阳？
宋太宗端拱二年（989年），徐州节度范墉的官邸诞下一个小男孩，就是29年后的范仲淹。在孩子2岁时候，范墉离世，二年后，由于日子实在过不下去，母亲谢氏带着孩子改嫁长山县令朱文翰，取名“朱说”。所以说，在这“小男孩”29岁之前，世间并无“范仲淹”，只有一个叫“朱说”的人。后来“朱说”成为新科进士，同时皇上也接到了一份申请，要求将“朱说”改名。经过调查核实，批准这位青年“归籍范姓”，这一年，他才给自己取名：“范仲淹”。也是进士出身的朱文翰一生都没做过大官，充其量就只做到“县委书记”这个级别，并且调动频繁，带着老婆孩子颠沛流离。 小朱说6岁时，继父调任湖南澧州下面的安乡县任县令，母子只得随朱文翰西去上任。那年，朱文翰在池州县令任上，从安徽池州到湖南安乡，路程有一千多里，如果从陆路赴任，要穿赣地，过鄂境，达湘土，走官道也得三月有余，沿途虎狼出没，土匪横行，筚路蓝缕，相当艰辛，最好的办法是坐船往西，经过安庆、九江、黄石、汉口到岳州，再从岳州继续上行。当时，从我国北方政治中心出使的商贾、文人、官吏，前往西、南地区旅行、履职，遵循的都是这条路线。
这条路线是沿长江右岸逶迤而上，航程大部分属于江南草泽，无甚大美风光。到达岳阳后，不是靠洞庭湖南岸，沿湘江上行，而是从洞庭湖北沿天井山、桃花山、东山、禹山、墨山等山峰组成的虚拟岸线西行。这一段航程相当壮美，有别于洞庭湖其它地方的风景，沿途山峦浮黛，渔业文明也相当发达，《岳阳楼记》中“衔远山”、“渔哥互答”之句应该不是凭空而来。到达安乡后，境内的虎渡河接纳长江来水，连接洞庭湖，那时，洞庭湖与长江连接的藕池河、太平河、调弦河还未成形，“吞长江”的只能是安乡境内的虎渡河，类似地理景观，不是亲临其境的人，是想象不出来的。北宋、南宋政府在这条旅行路线上都设有水驿，也立有规矩，沿江、沿湖州、府、县治，有义务为这些持官楪赴任的官员提供食宿，提供船只继续旅行的油米、薪柴。小朱说应该就是这个时候随继父朱文翰到达岳州的，当地的巴陵郡主肯定在岳阳楼上请他爹俩呷了鱼，喝了酒，时间大约在公元995年秋天的某一个日子。“朱说”青少年时代的生平在史籍中是一片空白，留下的也只是民间的一些传说，因为谁也不会料到，这个“随母下堂”的孩子，57年后会成为这个国家如雷贯耳的“文正公”！但史料记载了他继父的履历：“至道、咸平年间（995年-1003年）朱文翰牧澧州安乡”。有学者考证，少年范仲淹在6至15岁的时候，随继父朱文翰在湖南安乡生活过9年时间,并且在这里求学。庆元二年（1196年），澧州学者王仁撰写《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》，翔实叙述了安乡范氏读书台的来龙去脉。王象之的《舆地纪胜》有记载：“仲淹幼孤，从其母归朱氏，朱宰安乡，与俱来读书此地。”《范文正公文集·褒贤集》卷三详细记载了安乡县范氏读书堂的情况。康熙《安乡县志》中也记录了范仲淹在安乡的遗事文献。
这足够说明，范仲淹在洞庭区生活过并非空穴来风，他来过岳阳至少两次，一次是公元996年，宋太宗至道二年，一次是公元1003年，北宋咸平六年。那么，在范仲淹后来的书信、文集中，为什么对自己的童年没有留下过只言片语呢？这要从一个成功文人和国家名仕的自尊和孤傲说起。在当时的语境、和社会风俗中，童年不幸，并且给异姓当继子，并非光彩的事，宋史中，甚至找不到范仲淹以“朱说”名义留下的任何文字，这就说明，范公在尽量遗忘、淡化童年的不幸，虽然他没有忘记在自己成功后对朱氏后人的接济与帮助。晚清重臣左宗棠也是这样，在他青壮年时候，由于家境不济，久试不第，无奈之中，只得入赘湘潭周家，给人家当上门女婿，这也成为了他入仕后绝对不能触碰的痛点。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功成名就的社会名流，都讲究“根正苗红”、“人生光辉”，任何疵点，能掩过就掩过，这是传统道德的要求，也是社会环境的逼迫。
确实，“范仲淹”没来过岳阳，但一个叫“朱说”的少年，肯定登上了岳阳楼。 （来源：岳州地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