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要：本文主要利用范公《文集》中的资料，对他的民本思想从民的范围、民的重要性、民的境遇、忧民意识、治国安民、民为邦本、了解民情、政顺民心、上达民情、关注民生、兴利除弊、民安其业等方面，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。
      范国强先生主编的《范仲淹研究文集》，煌煌四巨册，十六开本，近2000页。收入了近八十年来有关范仲淹研究的重要论文二百九十余篇，字数超过三百万，内容很广，水平很高。不少论文颇多精辟之见，对弘扬范仲淹文化精神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。但从中也可看到，范仲淹研究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,某些领域的论述不够，需要继续研究向纵深发展。例如，直接从民本思想角度论述的文章就很缺乏，引用的资料和论述方法，也少有与时俱进的新鲜感。因此，本文试图使用电脑、从《范文正公集》中搜罗资料，对范仲淹的民本思想进行探索，看看能不能获得某些新的认识，请予批评指正。
      范仲淹是否具有民本思想，这对中国历史上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来说，似乎是不成问题的问题。只需从他的言论中找几句“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”[1]卷2的老话，从他的行为中找几件关心民众的好事，就可交出答案了。但真要说得更加具体一些，拿出具体数据来，令人肃然起敬，达成共识，恐怕就不那么简单，需要作更多的研究才行了。
      我们从“四部丛刊”本的《范文正公集》中，查到的“民”字，凡695见，不可谓不多，直接间接地表明了范仲淹对“民”的关注。下面我们将在适当部位引用其中的某些具体内容，论证范仲淹的民本思想究竟如何？       “民”，我们今天习惯把它与“人”联系起来，统称“人民”，似乎其间没有多大区别，民既是人，人也是民。然而在长达数千年的君主制度时期，民却主要是指平民百姓，它与处于统治地位的皇室、贵族和官吏，是很不相同的。
      在范仲淹的笔下，多次提到的“民”，有所谓“四民”，即士农工商四种人，是按“职业”划分，自古有之的。士，是指读书求学的知识分子，在未取得官职以前，仍然与农民、工匠、商民一样，属于普通百姓。范仲淹为它们写了《四民诗》，[2]卷1可以概见其境遇和地位。扩而大之，又有所谓“六民”，范仲淹说：“古者四民，秦汉之下兵及缁黄，共六民矣。”[2]卷8其实，六民也还不全，范仲淹的笔下还提到了盐民、渔民、猎民、边民，以及属于少数民族的番民等等，都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线索。       国无民不立，这个道理是不难理解的。东汉时冯衍写了一首《车铭》诗：“乘车必护轮，治国必爱民，车无轮安处，国无民谁与”。[3]卷13形象地说明了民的重要性。
      范仲淹则近取身体为比喻，写了一篇《君以民为体赋》，以“君育黎庻，如彼身体”作中心，多方面论证了君与民的关系，主要内容引录如下：“圣人居域中之大，为天下之君，育黎庻而是切，喻肌体而可分。正四民而似正四肢，毎防怠堕；调百姓而如调百脉，何患纠纷。爱民则因其根本，为体则厚其养育。谓民之爱也，莫先乎四体；谓国之保也，莫大乎群黎。观其可设，犹指掌以何疑，视之如伤，岂髪肤而敢毁，大哉一人养民，四海咸宾，求瘼而膏肓曷有，采善而股肱必臻，每视民而如子，复使臣而以礼，故能以六合而为家，齐万物于一体。”[2]别集2因为民是身体的部分，密不可分，所以要爱，要养，要视之如子，不能稍有怠堕，更不能稍有毁伤。
      赵鹏飞在《春秋经筌》中，明确指出“人君所以立于民上者，以民为本，臣辅之而已，用舍黜陟惟君之欲，而民之心则不可一日而离，无臣不害为国，无民何以为君，故君人者必有结于民心，以为邦本也。”[4]卷14       民的地位，虽然自古以来就很推崇“民为邦本”，但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境遇，却是很成问题。范仲淹写了一组《四民诗》，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实况：
      士民，为四民之首，是知识分子，他们虽然“十年寒窗无人问”，但很可能“一载成名天下知”，当上“治民”的父母官，在人前人后很风光。可是宋时，“士人家鲜不穷窘，男不得婚，女不得嫁，丧不得葬者，比比有之，”家境清贫的很不少。他们的素质本来应该很高，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因种种原因，很难尽如人意，出现了不少问题。“前王诏多士，咸以德为先，道从仁义广，名由忠孝全，美禄报尔功，好爵縻尔贤，黜陟金鉴下，昭昭媸与妍，此道日以踈，善恶何茫然。”“学者忽其本，仕者浮于职，节义为空言，功名思苟得。”[2]卷1士风败坏到了亟需整顿的地步。
      农民，是古代社会经济中主要的劳动生产者, 人们常说“农不出则乏食”，可见其重要，理应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关注。可是宋朝农民的境遇，却非常艰难。“制度非唐虞，赋敛由呼吸，伤哉田桑人，常悲大弦急，一夫耕几垄，游堕如云集。一蚕吐几丝，罗绮如山入，太平不自存，凶荒亦何及，神农与后稷，有灵应为泣。”[2]卷1日子很不好过。
      工匠，古代社会虽然是自然经济，但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还是缺少不了的，“工不出则乏其事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人民的日常生活既然离不开工匠，工匠最主要的就应该为众多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务。可是，宋朝的工匠却迫于官府的压力，去为少数人的奢侈生活服务。以致“竭我百家产，崇尔一室居，四海竞如此，金碧照万里，茅茨帝者荣，今为庶人耻，宜哉老成言，欲攦般输指。”[2]卷1不仅自己的生产和生活受到限制，而且遭到众人的指责，真有说不出辛酸。
      商民，商业在人们经济生活中也属必需，“商不出则三宝绝”，其地位自然十分重要，“甞闻商者云，转货頼斯民，远近日中合，有无天下均。上以利吾国。下以藩吾身。”可是实际生活中，商民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，而且遭到误解，把社会腐败、游手好闲、弄虚作假、贫富分化等一切罪名，都加到商民头上，因而受到歧视，“经界变阡陌，吾商苦悲辛，四民无常籍，茫茫伪与真。游者窃吾利，堕者乱吾伦 ，淳源一以荡，颓波浩无津。可堪贵与富，侈态日日新，万里奉绮罗，九陌资埃尘。穷山无遗寳，竭海无遗珍，鬼神为之劳，天地为之贫。吾商则何罪，君子耻为邻。”[2]卷1商民心中的痛苦悲辛，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同情呢！       范仲淹对“四民”境遇的了解，印象深刻，颇有感触，使他士人传统的忧国忧民意识油然而生。人们对他《岳阳楼记》中的名言“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[2]卷7都很熟悉，这里不必多说。
      这里需要稍加补充的是，他在其它文章中，还十多次提到过“忧国”“忧民”，主要有：“臣敢不夕愓三省，寅恭一心，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，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”，[2]卷17“同心忧国，足得商量”，[2]奏议上“但忧国家之患，而不暇顾其失体”，[2]奏议上“爱君忧国，道合志同”，[5]补编3“南阳风俗常苦耕，太守忧民敢不诚”，“冦盗之后不可更有搔扰，此忧民之故也”，[2]奏议上“来守是邦，忧国爱民此其职也”，[2]卷10“求民疾于一方，分国忧于千里”[2]卷17等等。都可概见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，确实扎根甚深，忧深虑远，决非偶然的一时冲动。当然，他的忧乐关天下，决不会停留在口头上，必然会有所行动的。       范仲淹既然发现“四民”境遇存在的问题，产生出强烈的忧患意识，便责无旁贷地认为自己作为“四民”中的一员，应当担当起改变现状的责任。他在《上张右丞书》中说：“某何人也，可预陶甄（意为“治理”）之末，其大幸者生四民中，识书学文，为衣冠礼乐之士，研精覃思，粗闻圣人之道，知忠孝可以奉上，仁义可以施下，功名可存于不朽，文章可贻于无穷，莫不感激而兴，慨然有益天下之心，垂千古之志。”[2]卷8希望自己能作出一番有益天下、名垂青史的事业来。
      在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又说：“某天不赋智，昧于几微，而但信圣人之书，师古人之行，上诚于君，下诚于民，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，由是时政得失，或尝言之，岂所谓不知量也。盖闻昔者圣人求天下之言，以共理天下。”[2]卷8正是这种执着的“忧天下”的责任心，促使他一定要为治理四民贡献自己的力量。       范仲淹意欲陶甄四民，准备用什么思想作指导呢？在上面的引文中说得很清楚是“圣人之道”，也就是忠孝仁义的儒家之道。儒家治国的传统思想是“民惟邦本，本固邦宁。”[1]卷2自幼接受儒家经书熏陶的范仲淹自然是十分熟悉的，在他的《文集》中直接提到“邦本”的文字，就有9次之多。主要有：“民惟邦本，不可侵扰”，[2]奏议下“仁及天下，邦本不揺”，[2]卷9“天下无恩，则邦本不固”，“致君之功，正在乎固邦”，“固邦本者，在乎举县令”，“厚民力，固邦本之道也”，“作乱者不能革天下之心，是邦本之固也”，“吊民者有以革天下之心，是邦本之不固也”。 [2]卷8可见用民本思想来治国，是范仲淹早已成竹在胸，无需多加考虑的选择。       选择民本思想治国，除了范仲淹本人的学识条件以外，应该还有实际社会背景的需要，就是宋朝政府这时出现了不易解决的统治危机，老一套的统治方法已经难以稳定局势了。范仲淹说：“我国家革五代之乱，富有四海垂八十年，纲纪制度日削月侵，官壅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炽，不可不更张以救之。”[2]奏议2简单说来就是，宋朝的建国是在五代军阀混战，民不聊生的环境下，由骄兵悍将的拥戴，“黄袍加身”而登上皇帝宝座，从而改朝换代的，好不容易采取“杯酒释兵权”[6]卷1的赎买政策稳定了局势，再用“不抑兼并”、[7]卷1“与士大夫治天下”[8]卷221的办法来巩固统治。为了讨好贵族官僚，照顾高级将领的财政需要，执行“恩逮于百官者惟恐其不足，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”[9]卷25的政策。对人民采取不顾死活的榨取，终于导致了“积贫积弱”的恶果。到范仲淹时，纲纪制度日益败坏，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日趋激烈，冗官、冗兵和冗费加重了民众的负担，财政陷入困境，统治危机日益严重，再不改弦更张，就无法挽救了。       改弦更张的办法，不是凭空想象就能制订出来的，必须从调查研究入手。体察民意，访贫问苦，从了解民间的疾苦开始。
      范仲淹非常关注民情利病，提倡“询访父老，研求利病”的方法,对在这方面作出成绩的官员大加表扬。他的《文集》中有“利”字283个, “病”字59个。“利病”10见，主要有：政府官员必须“至则察民利病”，[2]卷14“悉利病”，[2]卷13“孜孜利病”，[2]卷14“因民之利”，[2]卷20“至于郡县利害”，[2]卷19“民间利病及于边机可行之事，恐有漏落”。[2]奏议上“铨选至重，利病多矣”。[2]卷13他称赞范雍“公好访问，善开纳，天下金谷之利病，灼然居目”，[2]卷13做出了好榜样。“利害”63见，主要有：“相度钱谷利害，求访民间疾苦”。[2]奏议下“利害不察，上下相蒙”。[2]卷8“穷其利害”。[2]卷11“攻有利害，守有安危”。[2]附录1“心究利害，目击胜负”。[5]补编1“每岁预下诸路，风吏民言农田利害”。[5]补编2“事有利害者，并从辅臣予夺”[2]奏议上等等。
      范仲淹通过民间调查，确实了解到不少实际情况，自称：“至于稼穑之难，狱讼之情，政教之繁简，货殖之利病，虽不能辨，亦尝有闻焉”。[2]卷8“臣等于陜西縁边，颇究利害”。[2]奏议下“按边陲之利病，咸得闻于朝廷，救生民之困弊”。[2]卷9
      对科率、和买的弊民更是特有感触：“兵兴以来，天下科率如牛皮筋角，弓弩材料，箭干枪干，胶鳔翎毛，漆蜡一切之物，皆出于民，谓之和买，多非土产之处，素已难得，旣称军须，动加刑宪，物价十倍，吏辱百端，输纳未前如负重罪，一年之中或至数四，官中虽给价直，岂能补其疮痍。”[2]奏议上
      财政开支愈来愈多，民众不堪重负。“国用无度，则民力巳竭矣，天下无恩，则邦本不固矣。”[2]卷8
      政治腐败，官员尸位蛊禄，行政不作为，效率极低。他发现不少地方官员不关心民事，把主要精力花到了送往迎来上。“观今之郡长，鲜克尽心，有尚迎送之劳，有贪燕射之逸，或急急于富贵之援，或孜孜于子孙之计，志不在政功焉。”[2]卷8十分感叹，“为郡良优优，乏才止循循，恬愉弗扰外，何以慰远民”。[2]卷2他们占据官位，不干正事，“官实素飡，民则菜色，有恤鳏寡则指为近名，有抑权豪则目为掇祸，苟且之弊积习成风。”[2]卷8政风败坏，不仅不能为民除害，而且自己本身就成了民众的祸害，“近年诸处郡长以赃致罪者数人，皆贯盈之夫，乆为民患”。朝廷有时发现也加以惩处，但只是少数个别，“如此之类，至终不败者，岂止数人而巳乎”，[2]卷8大多数仍然逍遥法外，民众很不满意。       如何消除民众对政府的不满，有什么办法加以解决呢？封建社会的最高权威是皇帝，是制订国家政策的最高决策人。范仲淹写了不少文章劝说皇帝，阐明“政在顺民心”[2]别1的道理。一篇题目是《用天下心为心赋》，[2]卷20说“人主当用天下心”。主要内容摘录如下：“至明在上，无远弗宾。得天下为心之要，示圣王克已之仁。政必顺民，荡荡洽大同之化；礼皆从俗，熙熙无不获之人。当其治国牧民，以为肆予一人之意，则国必颠危。伸尔万邦之怀，则人将鼓舞。于是审民之好恶，察政之否臧，有疾苦必为之去，有灾害必为之防。苟诚意从乎亿姓，则风化行乎八荒。夫如是则爱将众同，乐与人共 。徳泽浃于民庻，仁声播于雅颂。通天下之志，靡靡而风从，尽万物之情，忻忻而日用。尧舜则舍已从人，同底于道；桀纣则以人从欲，自絶于天。不以已欲为欲，而以众心为心。达彼群情，侔天地之化育；洞夫民隐，配日月之照临。视以四目，而明乎中外；听以四聪，而达乎远迩。噫！何以致圣功之然哉，从民心而已矣。”
      另一篇题目是《政在顺民心赋》，[2]别1说“明主施政，能顺民欲”。主要的内容摘要如下：“阐邦政而攸叙，顺民心而和平，振穷恤贫必俯从于众望，发号施令实允叶于群情。逆其民而理者，虽令不从；顺于民而化焉，其德乃普。是以䆒其所病，察其所宜。彼患困穷，我则跻之于富庶；彼忧苛虐，我则抚之以仁慈。政者为民而设，民者惟政是平，违之则事悖，顺之则教兴，在上者弗私其欲，居下者孰敢不遵。务材训农，皆因民之所利，布德行惠，常舍己以从人。稽古省方，顺时察俗。上克承于天道，下弗违于民欲。”
      不仅皇帝要“顺民心”，还有各级政府官员以及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士，都应该体察民情、关注民声。“使缙绅之人皆危其言行，则致君于无过，致民于无怨，政教不坠，祸患不起”，就能够“太平之下，浩然无忧”[2]卷8了。       范仲淹出于忧国忧民的责任感，多次《上书》，及时把民间的真实情况，反映给皇帝和执政大臣。
      早在乾兴元年（1022），他还在作“监泰州西溪镇盐仓”的小官时，就《上张右丞书》，[2]卷8把他所了解到的“穷荒絶岛人不堪其忧”的情况，向时任枢密副使的张知白反映。
      天圣三年（1025）作大理寺丞时，有“上书言事”的权利，便作《奏上时务书》：“伏惟皇太后陛下、皇帝陛下日崇圣徳，以永服天下之心。若夫敦好生之志，推不忍之心，薄于刑典，厚于恻隠，在物祝网，于民泣辜，常戒百官勿为苛酷，示天下之慈也”。[2]卷7
      天圣五年（1027）他虽丁母忧居家，仍以“民忧”为重，写作《上执政书》，[2]卷8“冒哀上书言国家事，不以一心之戚，而忘天下之忧，庶乎四海生灵长见太平”。
      天圣八年（1030）在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[2]卷8中说：“今天下民庶而未富，士薄而未教，礼有所未格，乐有所未谐，多士之源有所未澄，百司之纲有所未振，兵轻而有所未练，边虚而有所未计，赏罚或有所未一，恩信或有所未充”。
      天圣八年（1030）在《上时相议制举书》[2]卷9中，反映当时科举考试选拔人才方面的问题很多，“文章以薄，则为君子之忧。风俗其坏，则为来者之资。今朝廷思救其弊，兴复制科。不独振举滞淹，询访得失，有以劝天下之学，育天下之才，是将复小为大，抑薄归厚之时也”。请求务必抓紧时机，予以改革。       范仲淹《上执政书》[2]卷8中有一段话,“窃谓相府报国致君之功，正在乎固邦本、厚民力、重名器、备戎狄、杜奸雄、明国听也。”共有六个方面，可以视为他针对当时政局存在的问题，提出进行全面改革的纲领。
接着，他又细致地分项说明：
固邦本者，在乎举县令、择郡守、以救民之弊也。
厚民力者，在乎复游散，去冗僣，以阜时之财也。
重名器者，在乎愼选举、敦教育，使代不乏材也。
备戎狄者，在乎育将材，实边郡，使夷不乱华也。
杜奸雄者，在乎朝廷无过，生灵无怨，以绝乱之阶也。
明国听者，在乎保直臣、斥佞人，以致君于有道也。
      话说得十分清楚，其目的在于：救民弊、丰民财、育人才、固国防、防变乱、纳民听。无一项不是与民众的利益有关，读来令人十分感动。       真正适应民众需要的改革纲领，不能只说空话，必须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，要以“邦国之利”[2]卷11为标准全盘考虑。要“通天下之利”，[2]卷13不能只看到个人眼前的私利，要更多地关怀弱势群体“穷民”的利益。“盖欲苏息穷民，且非利己也”。[2]卷19要用无私的胸怀，长远的角度，来“研求利病”。[2]卷8拟定出切实可行的、“救生民之困弊”[2]卷9的具体办法，才能真正达到“苏息穷民”的目的。
     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，最重要的是根据民众的意愿办，针对不同的需要办，“夫利者何也，道之用者也，于天为膏雨，于地为百川，于人为兼济，于国为惠民为日中市，于家为丰财为富其邻”。[2]卷6要全方位、多角度地看问题，采取多种措施来体现政府的:
      “爱民”（8见），如：“各务爱民求理，不为苛政，足以息生民之怨叛”，[2]奏议上“智识通敏，可干财赋，复能爱民，不为侵刻”，[2]奏议下“爱民则因其根本，为体则厚其养育”，[2]别2“圣人爱民恤士”。[2]别4
      “惠民”（3见）如：“劝天下者莫大乎推恩而敷惠”。[2]卷5
      “养民”（10见）如：“德惟善政，政在养民”，[2]奏议上“天地养万物，故其道不穷，圣人养万民，故其位不倾”。[2]卷9
      “保民”（2见）如：“保民由乎信”。[2]卷6
      以及“抚民”、[2]卷5“恤民”[2]卷14等等精神。
      当然，为民众办事，真正做到兴利除弊，不仅要有美好的愿望，而且要注意实际的效果。要讲求“功利”（2见）,“恐功利不至，为朝廷之忧”。[2]卷9不能走过场应付差事，马马虎虎，敷衍了事，有头无尾，把好事办成了坏事。“忝为辅臣，知利害不能执守，则国家之惠必不能行，生民之弊亦不能去”。[2]卷19
      落实民本思想，需要兴利除弊的事情很多，千头万绪，从何做起呢？范仲淹认为“固邦本者，在乎举县令、择郡守、以救民之弊也”。[2]卷8人们常说：政策确定以后，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。在封建社会，郡守县令是承上启下、直接亲民的政府官员，要执行“厚民力，固邦本”的政策，离开他们是“莫之行焉”。 [2]卷8因为“抚民人，宣风化，均徭役，平赋敛”，[2]卷5是他们的职责。如果他们能够尽职尽责，能够反映民间的真实，工作并不困难，“当官一无术，易易复循循，长使下情达，穷民奚不伸”。[2]卷2“但得葵心长向日，何妨驽足未离尘，岂辞云水三千里，犹济疮痍十万民”。[2]卷4一定能得到民众的欢迎。范仲淹写了一首《清风谣》：“清风何处来，先此高髙台，熈如揖庄老，语人逍遥道，朱弦鼓其薫，可以解吾民”。[2]卷1表达了自己对地方官员的期望。如果他们“惟孜孜于生民，将富庶之可期，每布政于畎畆，不饰名于路歧”。[2]卷10尽力把尚未开垦的闲田开发出来，“京畿三辅五百里内，民田多隙，农功未广，旣巳开导沟洫，使民以时，导达沟渎，保其稼穑，俾百姓不饥”。[2]卷9一定会收到很好的效果。
      如果政府官员的素质不高，不能恪尽职责，必将带来严重的后果，“民利不作，民害不去，鳏寡不恤，游墯不禁，播蓻不增，孝悌不劝，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，十有七八焉，而望王道之兴，不亦难乎，如之何使斯人之徒为民父母，以困穷其天下。”[2]卷8这样的人是不能让他们当官的。
      范仲淹认为“善政之要，惟在养民，养民之政，必先务农，农政既修，则衣食足”。[2]奏议上因此首先要抓好农业生产。朝廷应该“每岁预下诸路，风吏民言农田利害，堤堰渠塘，州县选官治之，定劝课之法，以兴农利”。[5]补编2要“顺其时，与物咸冝，适其变使民不倦”。[2]卷1按照农作物的特性，因时因地，合乎时宜，使农民乐于接受，发挥其努力生产的积极性。就能收到丰收的效果，受到农民的欢迎。“常愿帝力及南畒，尽使风俗如东邹，谁言吾子青春者，意在生民先发讴”。[2]卷2要受到农民的欢迎并不困难，农民的感情是非常朴实真诚的，“春耕秋获，笑歌满野，民多富实，徃徃重门击柝，拟于公府”。[2]卷11
      水利，是农业生产的命脉，范仲淹所到之处都颇加重视。1022年，他担任“监泰州西溪盐仓”小官时，发现“郡有古堰，亘百有五十里，厥废旷久，秋涛为患”。意欲修复，有人反对说“将有蓄潦之忧”。公曰：“涛之患岁十而九，潦之灾岁十而一。护九而亡一，不亦可乎”。[2]卷11权衡利弊，以修复为好。修成后果然民受其利，号“范公堤”。1034年，公守苏州，发现“姑苏四郊畧平，窊而为湖者十之二三。西南之泽尤大，谓之太湖。积雨之时，湖溢而江壅，横没诸邑。河渠至多，堙塞已久，莫能分其势”。[10]卷上于是组织力量疏通五河，排除积水，使苏州成为沃野千里的粮仓。1041年，公知庆州，发现“郡以处高，艰于井饮，旧矣。公至乃以地势迹之，命匠氏直城之西北，凿及甘泉，凢百余井，人无一金之费，日用以足”。[2]附录2此外，王丝任台州军事判官时，发现“州城据山，病其少井，请陶土为筒，导入于城，复五里一穴，以济行路之渇，于今人頼之”。 [2]卷14（实为简易的自来水），受到范仲淹的称赞。种世衡在泾阳，发现“邑有三白渠,比年浚疏,用数邑力,主者非其才,而劳逸弗等,功利日削,君使勤堕齐其力故功倍,贫富均其流故利广”，[2]卷13也受到他的表彰。他参观晋祠时，对其水利设施颇感兴趣，写了一首《晋祠泉》诗：“神哉叔虞庙，观者增恭虔，锦鳞无敢钓，长生同水仙，千家漑禾稻，满目江乡田，我来动所思，致主愧前贤，大道果能行,时雨宜不愆,皆如晋祠下,生民无旱年”。[2]卷2这个“晋祠泉”，既能养鱼，又能养花，更可溉稻灌田，当然不是天赐之福，必然经过全面规划，大力兴修，立有严格的规章制度进行管理，才能收到那样良好的效果。范仲淹以之为榜样，对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更加重视了。
      减轻农民负担，是落实民本思想重要措施，范仲淹认为“下者上之本，本固则邦宁，今务于取下，乃伤其本矣，危之道也”，[2]卷5不能让农民的负担太重了。根据当时“贫弱之民，困于赋敛，岁伐桑枣鬻而为薪，劝课之方有名无实”的情况看，已经出现严重的后果，“故粟帛常贵，府库日虚，此而不谋将何以济？”[2]奏议上如果再不减轻农民的负担，就没有办法渡过难关了。
      节省官府的费用，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有效措施，范仲淹在一首诗中说：“思阜财于吾民，惧四维之有艰，尚疮痍而百辛，故圣人之宝俭，弗下剥而上侈，思寡费而薄索民”。[2]卷1在这方面位居最高统治地位的帝王，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影响。他在《帝王好尚论》[2]卷5中说：“老子曰：我无为而民自化，我好静而民自正，我无欲而民自富，我无事而民自朴。此则述古之风，以警多事之时也。三代以还，异于太古，王天下者，身先教化，使民从善。故礼曰：人君谨其所好恶，君好之，则民从之。孔子曰：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，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，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，由此言之，圣帝明王岂得无好，在其正而巳”。要给百姓做个好的榜样，要提倡节俭，不要奢侈，浪费人民的血汗。例如：大修寺院宫观，就没有什么好处，“土木之兴，久为大蠧”。“土木之妖，宜其悉罢”。因此多次上书：“不兴土木，示天下之俭也。唯圣人能之”。[2]卷7“侈土木，破民产，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。宜罢修寺观，减常岁市木之数，以蠲除积负”。[5]补编2
      赈救灾荒，是政府官员应当经常留意的大事。要“抚之育之，以简以爱，优优其政，洽于民心”。[2]卷6他请求皇帝下“诏天下州县长吏，访问民间孤独不能存活者，特行赈䘏”。[2]奏议上有一年，大蝗旱，江淮京东滋甚。公请遣使循行，未引起重视，便利用奏事的机会说：“宫掖中半日不食，当何如？今数路艰食，安可置之不理？”[8]卷112仁宗为之恻然，乃命其安抚江淮，所至开仓赈之，且禁民淫祀，奏蠲庐、舒、江东等地苛捐杂税甚多。后又“奏乞救济陜西饥民”。[2]奏议上还对“捍其大灾，蠲其积负，期月之内，民有复诸业、射诸田者”，做出成绩的官员，加以表彰。[2]卷6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，他还发明了“以工代赈”的方法。史称：“皇祐间，吴中大饥，范仲淹领浙西，乃纵民竞渡，与僚佐日出燕湖上，谕诸守者以荒岁价亷，可大兴土木，于是诸寺工作鼎新”。不仅如此，“又新仓厫吏舎，日役千夫”。引起了某些人的反对，“监司劾奏：杭州不䘏荒政，游宴兴作，伤财劳民”。范公不得不“条奏”说明：“所以如此，正欲废有余之财，以惠贫者，使工技佣力之人，皆得仰食于公私，不至转徙填壑，荒政之施，莫此为大。”果然，效果不错，“是岁惟杭饥而不害”。这个办法到王安石变法时，得到了肯定加以推广，“ 熈宁六年诏：自今灾伤，用司农常法赈救不足者，并预且当修农田水利工役募夫数，及其直上闻，乃发常平钱斛募饥民兴修”。[11]卷248再次证明范公的办法不仅正确，而且具有创新的重要意义。       范仲淹民本思想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，是民能安其业。他认为当时社会不安，人心浮动的根本原因，主要是人们被眼前物质利益所驱动，不安其业，不安心本职工作，出现了大量“浮民”。范仲淹说：“古者四民，秦汉之下兵及缁黄共六民矣。今又六民之中，浮其业者不可胜纪，此天下之大蠹也”。“士有不稽古而禄，农有不竭力而饥，工多竒器以败度，商多竒货以乱禁，兵多冗而不急，缁黄荡而不制，此则六民之浮，不可胜纪”。[2]卷8不安心各自的生产，就成了吃闲饭不干活的闲人，就是社会的蠧虫，社会当然就无法安定了。
      解决问题的办法，就是让“浮民”就业。如何就业呢？范仲淹所想到的是“诏书丁宁，复游散之流，抑工商之侈，去士卒之冗，劝稼穑之勤，以《周礼·司徒》之法约而行之，使播者蓻者以时以度，勤者惰者有劝有戒，然后致天下富之寿之。彼不我富不我寿者，岂能革之哉！此则厚民力、固邦本之道也”。[2]卷8政府尽到了心意，如果还不能革出他们的老毛病，“我富我寿”起来，就无可救药了。特别值得提出的是：范仲淹还认为：
      农民，要让其有田可耕，可以把“公田”分给农民。“兵者凶器，食惟民天，岀剑㦸而铸矣，为稼穑之用焉，我武不施，当四海和平之后，公田尽辟，启兆民富庻之先”。[2]别集2但要保护私有田产的所有权，“㓂乱之余，民多散亡，未复厥居，上言者请募人占田，可倍其租，朝廷从之，于是有力者得并其田。公曰夺民世产以资富人，复将召其怨辞，岂朝廷之意耶，乃尽取其田，以归于民”。[2]卷11不能让富人钻法律的空子“占田”，夺了农民的“世产”。
      商民，作为四民之一，千里转货，互通有无，日常生活不可缺少。可是秦汉以来的统治者长期执行抑商政策，对他们多方压制。范仲淹对他们的处境深表同情，“吾商则何罪，君子耻为邻，琴瑟愿更张，使我歌良辰”。[2]卷1认为“商旅不通，财用自困”，[2]奏议上必须改弦更张，改变政策，提高其地位，不再用传统的歧视抑商政策对待他们。范仲淹针对当时的“官贩”、“科率”等政策，进行了严厉地批评：“天下盐茶，出于山海，是天地之利，以养万民。自古以来，官禁其源，人多犯法。今又绝商旅之路，官自行贩，困于运置”，影响很不好。应该“大变商法，以行山海之货”。“使天下之财，通济无滞”。他认为“科率”是对商民的“抑勒”，应该加以改革。请求“别置一司，专管天下科率，将二税沿纳钱并场务课利，依市价取人户情愿折纳，不得抑勒”。政府不能与民争利，因此“请诏天下，尽使行商，以去苛刻之刑，以息运置之劳，以取长久之利”。[2]奏议上不仅内地要对商人宽刑松绑，甚至边境地区，也应“听民得互市，互通有无”。可以“募人入粟塞下，给以池盐，商嗜其息，而农得以休”。不顾保守派的反对和阻挠，坚持“请通盐商如前，使人入粟塞下，则农不夺时，商不易业，外不为虏利。苟能寛民力，沮虏计”，[2]卷11一举多得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      士，居四民之首，是将要从仕当官的知识分子，对他们的培养，除有较高的文化水平、道德规范以外，还要有一定的经济条件加以保证。可是，当时的士风很不正，究其原因可能是“士人家鲜不穷窘，男不得婚，女不得嫁，丧不得葬者，比比有之”，于是“复于守选待阙之日，衣食不足，贷债以茍朝夕”，以致“到官之后必来见逼，至有冒法受赃赊举度日，或不耻贾贩，与民争利，既为负罪之人，不守名节，吏有奸赃而不敢发，民有豪猾而不敢制，奸吏豪民得以侵暴”，“于是贫弱百姓，理不得直，寃不得诉，徭役不均，刑罚不正，比屋受弊，无可奈何。”[2]奏议上那么，如何解决呢？范仲淹提出应该“养士”，给予必要的经济条件，“天生蒸民各食其力，惟士以有德可以安君，可以庇民，于是圣人率民以养士，傥某无功而食，则为天之螟，为民之螣，使鬼神有知，则为身之殃”。[2]卷8用现代语言来说，可能就是“高薪养廉”吧，如果他们仍然“无功而食”，不能好好给人民办事，就“为身之殃”，只好用刑法处置了。       官府清廉，政刑宽平，四民乐业，衣食无忧，是平民百姓最大的愿望。
      范仲淹说：“政者为民而设，民者惟政是平”。[2]别集3因此，分职求理，当任贤者。“尧舜以徳，则人爱君如父母”。[2]卷7地方官应该象“民之父母”一样，他引用《诗经》的“乐只君子，民之父母，乐只君子，德音不巳”说：“谓利及生民，则树无穷之名焉”，[2]卷11只要给老百姓做了有利的事情，就树立了无穷之名，就会得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。政府对地方官的选择要特别留意，要“别选洁己爱民，显有善政，得百姓心，如倚父母者，各具有的实事状举”。[2]奏议上
      全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一样，但正如范仲淹所说“风物皆堪喜，民灵独可哀，稀逢贤太守，多是谪官来”。[2]卷3资源各有所长，人民都很可爱。只有先进后进之别，没有天堂地狱之分。越是后进的地方，派去的更应是“贤太守”，不应是被惩罚的“谪官”。如果真是象范仲淹那样被排挤出朝的“谪官”，到了后进的地方当然也不会闹什么情绪，而一定会根据当地人民的愿望，把那个地方治理好。为了保证地方官员必要的水平，应该坚持选官的原则，反对“特权”，如果使不够条件的“荫序之人塞于仕路，曾未稽古过重，使以司民，国家患之”，[2]卷8就会使人民失望，带来不良的后果。
      当时，不少地方刑法过严过重，“五代以来诸侯暴酷，视民如芥，生杀由之”。[2]卷8地方官不深入了解案情，动辄“杀人偿命”，十分残暴，不肯“宽刑”。知相州的李公发现：“系囚十四人，盗瓜伤其主，吏以极法论”。公曰：“饿夫何至此，皆贷死以闻”，朝廷阅其奏，即日下密诏，“民有岁凶为盗，长吏得屈法以全之”。[2]卷11受到范仲淹的赞赏。
      范仲淹在一首诗中说：“但愿天下乐，一若樽前身。长戴尧舜主，尽作羲黄民。耕田与凿井，熙熙千万春”。[2]卷2“子房帷幄方无事，李牧耕桑合有秋。民得袴襦兵得帅，御戎何必问严尤”。[2]卷3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他以民为本、忧国忧民、发展生产、国富民强、官民同乐的愿望与心情。       “庆历新政”的政治思想，大致都展示在范仲淹《再进前所陈十事》[2]奏议上中，其性质如何？原文摘要如下：
“一曰明黜陟：将以约滥进，责实效 ，使天下政事无不举也。二曰抑侥幸：将以革滥赏，省冗官也。三曰精贡举：将以正教化之本，育卿士之材也。四曰择官长：将以正纲纪，去疾苦，救生民也。五曰均公田：旣使丰足，以责廉节，百姓受赐也。六曰厚农桑：将以救水旱，丰稼穑，强国力也。七曰修武备：为四方无事，以宁邦国也。八曰减徭役：庶寛民力也。九曰覃恩信：放先朝欠负，以感天下之心也。十曰重命令：为重其法以行天子之命也。”
      除一、十两条属于行政管理方面的改革外，其它八条全都直接与“民”有关。不难得出结论：“庆历新政”的指导思想是“以民为本”的思想。
      最后需要说明的是,本文既然是研究范仲淹的思想,因此几乎全都使用范公本人《文集》中的材料,也就说是“内证”法。为不失其本意,引用原文太多，且又十分琐碎，也许给读者带来不快，只好请求原谅了。
参考文献
[1]蔡沈，书经集传[M]，四库全书本
[2]范仲淹，范文正公集[M]，四部丛刊本
[3]佚名，古文苑[M]，四库全书本
[4]赵鹏飞，春秋经筌[M]，四库全书本
[5]范仲淹，范文正集[M]，四库全书本
[6]谷应泰，明史纪事本末[M]，四库全书本
[7]王明清，挥麈余话[M]，四库全书本
[8]李焘，续资治通鉴长编[M]，四库全书本
[9]赵翼，廿二史札记[M]，国学丛书本
[10]姚文灏，浙西水利书[M]，四库全书本
[11]秦蕙田，五礼通考[M]，四库全书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