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元1062年，范纯仁被举荐当了开封府襄邑（今睢县）知县。这个地方离京城很近，境内有专为皇帝卫士牧马而设的牧地，管辖权归中央所有。一天，范纯仁接到百姓举报，说有卫士牧马时践踏良田。范纯仁一听，立即将这名卫士抓起来处以杖刑。卫士的主管上奏朝廷，要治范纯仁越职之罪。范纯仁却毫不畏惧，上书仁宗皇帝说：“我当然知道卫士非畿邑小官所敢用刑的，但养兵的费用出自民田，卫士牧马而侵食民田，这些费用将从哪儿出？县令职在养民，我若坐视不管，还要县令何用！”仁宗觉得范纯仁说得有理，便下诏此后牧地皆隶属县治。
    当时朝廷重文抑武，为了让普通百姓子弟入学受教育，范纯仁还在襄邑更新校舍，购置学田，选乡里的贤德之士给学生们上课，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。 无罪被贬
    公元1064年十一月，范纯仁从襄邑任上被提拔为江东转任判官。次年六月，有“皇帝耳目”之称的御史台台谏一职空缺，亲政不久的英宗出于对范纯仁的赏识和信任，亲自擢升他当了御史。这是范纯仁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，从此，他从地方进入中央，开始参与朝政。
    可是，范纯仁上任不久就出了一件麻烦事。英宗赏识翰林学士王畴，想提拔他为枢密副使（相当于副宰相）。知制诰（负责起草诏令的官员）钱公辅认为此人资历太浅，不可重用，便把任命书退了回去，一点儿不给皇帝面子。英宗一怒之下，下诏贬钱公辅到滁州，没想到轮值的另一位知制诰祖无择认为这个处罚太重，也拒绝草制。英宗十分恼怒，决定将两人一块儿罢免。众人急忙劝阻，英宗才同意不贬祖无择，罚铜30斤了事。
    范纯仁虽是初来乍到，但看到不妥的事，劝皇帝更改诏令也义不容辞。因此，他两次上奏，请求为钱公辅恢复官职。英宗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，谁的话也不听，此事终于不了了之。
    英宗亲政后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，就是“濮议之争”。我们知道，仁宗无子，英宗的生父是濮安懿王。现在，安葬仁宗后，英宗开始考虑自己生父的名分问题。这事并不简单，朝中为此争论了一年多，也没有得出结论。
    当时，朝中分成两派：翰林学士王珪等人主张称英宗生父为皇伯，以韩琦、欧阳修等为首的宰执大臣则主张称皇考（即先皇）。双方各说各的理，吵得不可开交。英宗见事情闹得越来越大，十分烦恼，只好下诏暂停讨论此事。
    范纯仁作为御史，负有谏诤皇帝、纠察百官之责，现在自然不能置身事外。他上书英宗，称宜按王珪等人的主张，称濮安懿王为皇伯。若称皇考，“上则违先帝之意，中则伤皇太后之心，下则失天下之望”，并批评韩琦、欧阳修等人奉承皇帝没底线，要求治他们的罪。可惜由于人微言轻，他的谏言又未被皇帝采纳。
    最终，英宗还是决定尊自己的生父濮安懿王为皇考。韩琦、欧阳修等人并不罢休，表示如果宰执大臣和御史势不两立，必有一方是错的，应该治罪。范纯仁等御史也因谏言不被采纳，负气集体辞职。公元1066年三月，在御史台仅干了9个月的范纯仁丢了官，被贬为安州通判。不过，他不畏权贵的慷慨陈词已经名震天下。